亲历“版权侵权”诉讼后，我从法官的文章里读懂了“批量维权”的真相

南京制作企业网站的公司：今天，无意中在朋友圈读到一篇律师朋友转发的来自山东高法发布的《知识产权商业维权滥诉的识别与规制》文章，感触颇深。因为它不仅清晰地剖析了当下泛滥的知识产权商业维权现象，更让我回想起几年前，我们公司亲身经历的一场诉讼，为我们当年的困惑与挣扎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司法视角和解答。（原文链接放在本文末尾）

被“尘封”的转载文章引来的官司

事情发生在2021年，我们突然收到了某法的传票，被告侵权。起因是我们官网在2015年转载的一篇文章。

在那个互联网内容还在“野蛮生长”的年代，转载注明出处是比较普遍的共识。我们当年转载时，文章末尾明确写着“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”，于是我们便照做了，标注了我们看到的来源方。我们自认尊重了版权，却不想在六年后成了被告。

收到传票后，我们一头雾水，甚至联系了当年标注的来源方，对方也表示毫不知情。直到看到起诉材料，才发现文章的真正作者，与我们当年标注的来源方并非同一主体。我们以为的“官方授权转载”，很可能只是一个转载链条中的一环，而源头早已无从考证。

随后，对方律师助理联系我们，态度强硬，询问我们是否要求和解，和解金额没有商量余地。我们试图解释原委，但对方并不在意。我们感到很冤枉，咨询律师朋友，得到的建议却是“赔钱算了，很多人都这样”。

“赔钱算了”——这四个字，简单、省事，却让我们感到憋屈。我们不是想逃避责任，而是想弄明白：在整个事件中，我们究竟是恶意的侵权者，还是一个在信息不对称下犯了错，却被当成“猎物”的普通经营者？

带着这份不甘，我们决定自己查资料，积极应诉。我们发现，原告有数百起类似的诉讼记录，裁判文书网上的结果，要么是原告撤诉，要么是庭前和解。这让我们更加怀疑对方的真实目的。

那段应诉的日子是煎熬的，但现在回过头看，正是那段经历，让我读到毕院长和吴法官的文章时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

我们可能遇到了“放水养鱼”式维权

文章中提到了三种典型的商业维权滥诉类型，其中一种叫“放水养鱼”型，简直是为我们的经历量身定做的画像。

法官是这样描述的：权利人明知存在大量侵权行为，但对此持纵容放任的态度，其并不关注对侵权行为进行源头性的打击，而是等待侵权行为大面积扩散后，再向广大的自然人、个体工商户等弱势群体发起大规模“零售式”诉讼，目的是获取远高于正常维权的赔偿。

这让我豁然开朗：

时间的沉淀： 为什么一篇2015年的文章，要在2021年才来起诉？这六年时间，足以让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被无数次转载，形成一张巨大的“侵权”网络。这不就是“放水养鱼”的过程吗？
目标的选择： 对方没有去追究那些可能未经授权就首发的平台（源头），而是选择我们这些末端的、应诉能力弱的转载者。这正是文章里指出的“专挑软柿子捏”的弱势化目标特征。
以诉讼为手段： 对方强硬的和解态度，以及海量的诉讼记录，都指向一个目的——盈利。维权本身成了他们的商业模式，而不是保护作品的初心。

这篇文章告诉我们，当年的我们觉得“冤”，并非无病呻吟。我们的行为客观上存在瑕疵，但维权方的行为方式和动机，同样值得被审视。

法律的天平，不止看“侵权结果”，也看“维权动机”

过去，我们总以为，只要用了别人的东西，就是理亏，就得赔钱。但毕院长和吴法官的文章引入了一个更高维度的原则——《民法典》中的“禁止权利滥用原则”。

这意味着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，不再是机械地判定“你侵权了，你赔钱”，而是会综合考量：原告行使权利的方式是否正当？目的是否合理？

文章提出了一个“二元规制”模式，让我看到了法律的智慧和温度：

釜底抽薪——否定你的经济赔偿请求。
对于那些“放水养鱼”或者“钓鱼”维权，即便被告确实侵权了，但因为原告有故意放任、诱导等不当行为，法院可以支持被告停止侵权（比如删文章），但对于赔钱的要求，可以一分都不支持！ 这直接打掉了滥诉者牟利的根基。
反客为主——支持你反诉索赔合理开支。
如果法院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“恶意诉讼”，不仅不会支持他，还会主动向被告释明：你可以反过来告他，要求他赔偿你为了应诉付出的律师费、交通费等合理开支。这让那些想靠打官司发财的人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

那一年为了积极应需查找资料，学习了解相关法律知识，也曾读到一篇《知识产权商业维权诉讼的界定与规制》的文章。当然，在随后的应诉和了解过程中，很多人的思想就跟我咨询的那位律师朋友想法一样，简单、粗暴。

所以，当第一次起诉开庭前，他们“随意”撤诉后没2个月，又再次起诉时，我们也无奈选择了和解，确实没心力去跟他们“耗”。

如果当时我们能读到这样一篇文章，心态或许会大不相同。我们不会再仅仅纠结于“我们是不是侵权了”，而是会更有底气地去主张：“原告的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？”这为我们这些看似弱势的被告方，提供了一把强有力的武器。